拳拳母校情历历寒窗事-----我的盱中七四届高中时光拾絮

盱中原七四届高二<3>班许保国

1972年春至1974年7月，我在盱眙县中学读高中。30个月的寒窗生活如同胎记，给我打上一生永恒的烙印。一个个片段的剪辑，一件件往事的重映，刹那间，让我又回到那个年代……
壬子年1月，我从盱眙县五七学校（七年制“帽中”，现盱城城南小学）初中毕业，“中考”后，全班41人中22位同学升了高中，我的幸运人生由此拉开帷幕，梦想也由此点亮。

我们这届，第一学期有三个班，<1>、<2>班是盱中本校初中毕业，都学过英语的。我所在的高一<3>班73人，为盱城学校初中毕业及外地转学的“混合班”，没有任何英语学习基础，不过，县选招的体育特长生如女排苗子何玉明、朱凌凤、王月华等放在我们班，加上石伟、徐乾等篮球健将，那时候高一<3>班成了盱中“大球”强班的代名词。一学期后我们班分为高一<3>、<4>两个班，我仍留在<3>班，1973年2月随升高二。按原学制应七三年寒假毕业的，恰遇学制调整延至七四年夏季毕业，我们这届也就成了70年代读书时间最长的盱中高二学生。
二年半的高中生活，我是从问“卿”开始的……

一“卿”之囧心不安，三易老师绪难平

高一开学，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是毛主席针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图谋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人身上的荒谬理论而写的。Y老师课讲得不错，她布置的课堂作业是写出课文时代背景。我做作业时国务卿的“卿”字不会写便举手示问。Y老师试写几遍没写出来，便要我下课后到她办公室查一下字典。我刚要坐下，教室里顿时嘘声大作，Y老师被囧得瞠目结舌，我难堪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下午上课前，班主任李广义老师把我叫去训了一顿，现在回想起来，内心里仍有些许不安。过了几天Y老师换为L老师，我仍心有余悸，因为她俩都是上届学生留校代课的小姑娘。不久，又换成中文科班出身的郭奇兰老师，郭老师认真严谨，不苟言笑，可是偏偏是在她的课上还闹出了个“笑话”：老师课前点名：“赵玉明”！话音刚落，一男一女两个赵玉明站起同声答：“到”！全班哄堂大笑。以为是学生“恶作剧”，老师当时就气得变了脸色。其实，这两人确实同名同姓，女生赵玉明是原城南学校的，男生赵玉明是原耕中的，弄清原委后老师再点名时便改称“女赵玉明”、“男赵玉明”，大家都觉得挺别扭的，过了几天班主任李老师大笔一挥，干脆把男赵玉明改名为“赵志刚”。暑假前夕，祁凤娣老师接手我们班语文。祁老师是个细心地人，看到扫地的同学满头满脸的尘土，每次值日下来都像个“泥人”，很是心疼，于是她便发动全班同学拾砖块，走读生“带砖”上学，住校生校园内外找砖，几天后教室就铺满了砖。这样，我们第一次坐在了砖铺地坪的教室里上课，那种劳动所得的感觉甭提有多幸福了。

英语学习糗事多，师生相处真情显

我们班同学都没学过英语，校教导主任兼外语教研组组长张其采老师对我们教得特耐心。初学英语我觉得难，屡屡被课堂提读，发音不准常引来同学咝咝发笑。有一次，张老师走到桌前看到我在英文下注汉字标读音，很生气的把我英语书拿到讲台上亮相，说这是我“读音不准”的根源，学英语方法不对，我被臊得忸怩不安，但这一次洋相却彻底改变了我英语学习方法，让我受益终生。平心而论，老师们虽然抓学习很严格，但对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教数学的李广义老师知道我家境困难，就把自己在大学时印有“上海师范学院”字样的几个本子送给我用，我很珍惜，直到毕业20多年后还保存着一个本子作为留念。赵玉明同学母亲患胃病怕冷，教语文的祁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帮她母亲织毛衣。那个时候，很多走读生在学校吃顿饭是个奢侈的事，七二年冬的一天，大雪封路，中午我没回家，被住在校内的张其采老师看到，硬是拉我到他家吃饭，在老师家里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烧麦”，那种余香满口的感觉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1973年升高二，教育界接连发生河北中学生“张玉勤之死”、北京小学生“黄帅日记”、辽宁张铁生“交白卷”等事件，受其影响，很多地方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变得颇为复杂与微妙。但是我们盱中没受影响，师生相处融洽，学习氛围浓厚，晚上住校生自习，教室里灯火通明，期间不时有老师悉心辅导，我们走读生在家也知道努力自修，一刻不敢放松，常常学到头十点钟，因为抬眼处，总是感觉到有老师在凝神注视着自己。

学工时代苦乐伴，艰辛岁月记忆新

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我的高中生活一下子变得“多姿多彩”。高一《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课，到了高二换成《物理》（张佩修老师教）、《化学》（戴汇源老师教）两门课。张佩修老师教我们拆装S195（小八匹）柴油机，还教我自己动手组装超外差收音机，可以说，我对无线电的兴趣爱好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身边至今还保留着一份七四年复刊的《无线电》杂志。还记得高一下学期，学校要求我们去县农机厂（现机床厂）学工3周，每个人都有分工，有的学翻砂，有的学焊接，我是学车工的。厂里工人对我们很好，走的那天师傅还特地叮咛：“今后分配工作就到我们厂来”。高二第二学期我们又去了江苏省红旗医疗器械厂学工4周。这个厂七二年“备战备荒”时从无锡市迁到盱城山口门大队二山队的山坳里，工人大多是随迁的无锡人。因离家远，我们很多学生吃住在厂里。有在血管钳车间的、有学拉针管丝的，我在注射针头车间和工人三班倒，大夜班上到早晨6点。有一次凌晨4点左右又困又饿又冷实在支撑不住，难受的我眼泪直打转。学工结束，厂里给我们印发了有《纪念》字样的小红本，这个镌刻着青葱岁月的书页是我人生的最美记忆。1973年8月8日暑假期间，我们到新投产的县红旗化肥厂做社会调查，厂革会魏主任亲自接待并介绍情况，领着我们看造气、合成等车间的生产流程，当时，被称为工人劳模的“老黄牛”刘建民师傅还在车间给我们讲“当个好工人”的体会，同学们感触很深。这些读书过程中的宝贵经历对我大有裨益，从盱中毕业后，我进大队综合厂学徒，感觉比同去的师兄弟学得快得多，4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镇农机具厂当厂长，干得也还得心应手。‍

学农生活阅历丰，上山下乡报国志

我们高一课本《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涵盖生物、气象、农事等知识。后来熟记的“24节气歌”、“920”菌肥等都是从《农基》中学得的。当时的盱中小农场（现县二中后面），种有玉米、小麦、山芋、豆类，还有萝卜、南瓜等，以补贴学校食堂，改善师生的伙食。农场地薄缺肥，我们要从别的地方“拾粪”抬去，一次我和陈树平同学从县医院弄粪水，不小心把身上溅得臭哄哄的。有一次，高一<1>班C男生穿个花裙子，在农场萝卜地里跑来跑去“搞怪”，笑得我们东倒西歪，忘记了干活的劳累。此外，我们还要下乡收麦，每学年去的地点都是河桥公社。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顶撞D书记。七二年五月底我们到河桥公社三元大队戴南小队，在一望无际的大莲湖收麦。一天中午，我们在驻地饭后刚小歇会儿，一位戴草帽拄着树棍的中年人大步流星来到我们中间，说要调学生下午去支援另一个小队收麦，同学们一听炸锅了，异口同声说，不去！谁让他们开始时嫌弃了我们？“是戴南队接收了我们，我们就在这里干完！”不容往下说就要撵他走。这时带队的季德兴老师打圆场说，他是D书记，县革会常委、河桥公社副书记、三元大队书记，我们这样顶撞不礼貌，可是同学们还是斩钉截铁道：不去！D书记摇摇头咂咂嘴走了。另一件是4个“调皮鬼”为改善学生伙食，晚饭后溜出去逮“田鸡”（青蛙）半夜未归。心急如焚的祁老师带我们在漆黑的旷野里四处寻找，借着萤火虫大小的手电，高一脚低一脚的在沟埂上边走边喊他们的名字。几里地下来当找到他们时，又急又累的祁老师激动地声音哽咽，身子差点儿歪倒。第二天中饭做了一大盆田鸡烧粉丝，大家美美地开了次“荤”，现在想来，老师的护“犊”之情实在是让我们刻骨铭心，直到毕业45年后的2019年8月我们去上海拜见老师，74岁的祁老师还深情地拥抱着当年4个调皮鬼之一的石伟，在场的我们无不为之动容！那个年代，我还见证了身边的同学上山下乡。毕业前夕，学校动员上山下乡，我们班石伟第一个贴出下放《决心书》，轰动很大，蔡天祥主任要求第一时间把石伟入团手续办好。这期间，由陈淮洪、张畅、黄思维等12位同学署名发起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倡议书》，受到县革委会的充分肯定，县广播站连续几天播放他们的《倡议书》，极大地推动了全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仅我们<3>班，就有陈树平、李学章、张敏、华红、孙维华、蒋翠文等11位城市户口同学响应号召陆续下放，是啊，那个燃情岁月曾经唤起多少热血青年的报国之志！

学军训练不松懈，经验交流受益深

七十年代初，珍宝岛事件刚过，全民皆兵，毛泽东主席要求全国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深挖洞，广积粮”，盱中随之组建民兵组织。学校建民兵营，年级建连、班级建排。七三年初的一天，校党支部书记张杰询问我家庭情况，我当时还不知什么事。过了几天，校政工组稽士国组长宣读县直机关人武部关于盱中民兵营干部的《批复》：张杰为盱中民兵营教导员、稽士国为营长、我和高一年级的顾家龙为副营长。当时稽老师忙于校务，顾家龙刚上高中，县里安排的民兵训练及学校民兵日常活动就交我去做。重新整组后的民兵营参加过公安局“查夜”行动（晚上入户看户口本查外来人口），组织民兵（初二年级以上学生）参观盱中旁边的天台山雷达站，听部队教员讲军事斗争。我参加了县两次民兵营长集训，回校再抽空组织学生军训。一年半的学军习武留给我我记忆最深的是反坦克和打靶训练。三月份，我参加县人武部“反坦克集训班”。10天集训以珍宝岛之战缴获的苏联新型苏T-62坦克为实景，训练坦克解剖、薄弱部位研讨、反坦克原理等。参训结束后，我向校领导作了汇报，哪晓得没几天稽老师通知我，要我在校会上给全体师生讲讲反坦克和战备形势，我当时吓得哆嗦了。没办法，硬着头皮在大操场面对1500多名师生的校会，借助苏T-62坦克挂图，讲了个把小时，紧张的汗从头发梢往下滴。校民兵营有一个排的三八式步枪配置，枪和子弹标配，存在学校大会议室后边的大橱子里，我负责看管，因为责任重大，干脆有时就睡在大会议室里。七三年六月，经县人武部批准和安排，校民兵营在县城刘家港（现桃园巷）组织实弹射击打靶，高中部约200人参训。人武部一位教员在阵地检视学生的瞄准与抠扳机姿势和要领，我蹲在百米外人像靶下掩体里负责报靶（长竹杆夹纸板，按摆动样式示意中靶环数），子弹从头顶上嗖嗖飞过，心里很害怕。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打靶我们班成绩良好，参训22人中6人优秀，2人不及格。1973年10月26日-11月2日，淮阴地区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我是作为全地区唯一的中学民兵组织代表参会的。盱眙与会代表29人，有县委副书记刘启文，县人武部部长、民兵工作先进的公社党委书记和人武部长、县直单位民兵营长4人、大队支部书记2人。地县领导对我这个中学生“娃娃兵”很关心，照顾我边开会边自学功课。后来我感到，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我的民兵工作做得怎么好，而是说明国家开始关注和探索学校的武装工作。应该说，学军和参加民兵活动对我是有帮助的。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七五年初，盱城镇党委委任我做卫东大队（现城南社区辖内）治安主任、民兵营副营长，七六年转任营长，从队、镇基层干部一步步走了过来。

思想政治心中记，校园宣传事务忙

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编印的《学习材料》发到班级，内容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语录、改进文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简读等。党的“十大”召开后，校领导开校会宣讲大会文件和时事政治及“批林批孔”等。我七二年五月入团，七三年（高二）初学校安排我参与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校团委工作。班级团支部是老师的好帮手，在同学中有些威信，我们班团的工作在团支书修云芳组织下，做得有声有色。七三年三月我和高二<1>班陈淮洪、初二年级周革等盱中5名代表（含列席）参加盱眙县第七次团代会。散会回到学校，张杰书记问我：“你看过南京长江大桥吗”？我说“没看过，南京、清江（市）都没去过”，张书记笑笑没再说什么。过了几天，校团委陈士奎书记通知我填表，我才知道自己将出席省团代会。1973年3月28日-4月3日，盱眙县11位代表（包括列席的少先队和红卫兵代表，我是唯一的中学生的团员代表），由团县委书记张新华、团淮阴地委筹备组组长侍云诗带队出席江苏省第六次团代会。盱眙是南京知青吕惠珍烈士下放和牺牲的地方，大会筹备处特安排盱眙代表坐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正中间前排。大会期间，聆听了省委第一书记许世友的讲话和施兆祥的工作汇报，听取了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报告，凭吊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并参与了植树活动，参观了雄伟壮观的南京长江大桥，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团省委。对于连县门都没跨出过的我，这些活动，极大地开阔眼界，回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办“报”办广播的经历也让我记忆犹新。盱中大会议室门前水泥杆上架有大喇叭，有时播些事务性通知、找人之类，下午课外活动就开播学生稿件。油印的《盱中生活》只有报纸版面的1/4大小，为不定期校园小报，出的期数不多。对着淮河的盱中大门，过道两侧有两块大黑板，穿门而过的石板路边上的屏风墙有黑板和“报窗”，校政工组把出《黑板报》交给团委。广播稿、小报稿、黑板报稿都有编辑组承担，李广义老师总负责，我做具体协调，高二年级的陈淮洪、王启俊、吴军、王建敏，高一年级的叶红军、张正、王宏等语文成绩优秀、美工不错、字写得好的同学为骨干，大家常常是边上课、边组稿。刻钢板蜡纸、毛（排）笔蘸广告粉在黑板上抄写勾画，遇到冷天，有的同学写着画着，手就被过道西北风吹得僵硬了，握不住笔。毛笔尖冻硬了，就用嘴哈热气吹吹暖再接着写，虽是辛苦，但也乐此不疲。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盱眙中学的点点滴滴成就了我未来人生的七彩梦幻，有过泪水，有过欢笑，那是时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际遇。“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应该说，我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的盱中学子都无愧于我们的韶华，都无愧于哺育我们成长的母校。今天，我已年逾花甲，值盱眙中学百年华诞之际，我谨以此篇回忆来表明我的心迹，真诚地祝愿我的母校——江苏省盱眙中学，“乘风好去，长空万里”，大展宏图，再添华章！
附：1974年7月上旬，校领导和任课老师与我们一起合影毕业照，校团委也合了影，还向我和陈淮洪赠送日记本并题词作分别留念。

母校，我青春期的“摇篮”！恩师，我一生中的至亲！怀揣“以盱中校友为荣”的梦想，惜别母校，开启了我人生新坦途。

感谢赵玉明以及石伟、陈淮洪、陈树平、赵志刚、尚跃贵和张则丛等七四届高中同学给予的史实补正和文字勘误。

再次鸣谢盱中赵校长和刘副书记、施永青主任及时任盱中团委书记陈士奎的鼓励和指导。

本文纯为个人回忆，不染指史料争辩。

个人简介：

许保国， 江苏省盱眙中学七四届毕业，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当过队办厂学徒，曾在生产队、大队、镇办单位及乡镇和县直部门任职，2017年1月，从11年的县信访局长兼县委办副主任和政府办副主任岗位退休。

编有《信访办理程序实用公文样本集》（内部读本）、发表《平息县域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疑难信访个案分类化解初探》、《深化企业改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县市政府授予过“先进工作者”、县“三等功”，获省信访系统“先进个人”等，1989年8月出席中组部《党建》杂志全国党建研讨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