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愉：悠悠往事话当年

王志愉，1945年9月出生于江苏盱眙，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63年盱眙县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1968年毕业后，先后在大同汽车制造厂、大同矿务局、浙、闽工作，任过车间主任、工艺科长、总工等职。曾获大同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西省个人特等功。先后在《山西煤炭》、《煤炭机械》、《机械管理与开发》、《砌块建筑与建筑砌块》、《建筑机械化》等刊物发表过20余篇学术论文。

悠悠往事话当年

——回忆我的中学时代

王志愉先生绘制当时校园平面图

1957年9月，我12岁，从盱眙县实验小学毕业后，考上了盱眙县初级中学，当年初一只招了两个班，我们是乙班，学生年龄相对小点。当时的盱中，好像总共只有7个班级。

当时的盱中坐落在第一山顶端，没有车马的喧闹和市井的嘈杂，非常宁静，是年轻学子攻读的绝佳之处，被称为“盱眙县最高学府”。每逢盱眙县在庆祝盛大节日集会的日子，当盱中学生下山排着整齐的队伍行进在街道上的时候，都会引来沿街的很多居民观看，还有老太太驻足称羡道：“来了这么多的秀才！”

那时候，在盱城镇以及周边的农村居住的学生步行到盱中上学，除了有从后街以及谈家巷向山顶延伸的两处比较宽阔的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之外，还可从黄牌街，取道西官路、宣化街到校，另外还有多条山间小道可以通达。沿着石板路登上山颠，就可以俯瞰依山傍水的小城风貌，眺望那掩映在霏霏细雨、茫茫雾霭、淡淡云天、皑皑白雪之中的山水，以及鳞次栉比的庭院和房舍。有时，我也会在早晨从万岁宫登上风坡岭，再穿过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走到学校。那时，学生们最喜欢自由自在地在校外晨读，每当日出东山的时候，从山林深处就会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笑声和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完全是一派“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诗情画意。当时，在玻璃泉上面的“第一山”的顶端，从魁星亭向东北不远处，有一段紧邻石板路的围墙坍塌了，我们便经常从此处缺口进入园中到魁星亭温习功课。傍晚放学的路上，我们常常可以欣赏到夕阳晚照，霞飞长河的美景，那从南向北流淌的淮水，碧波荡漾，滔滔不绝。每逢涨水季节，水面宽阔，一眼望去，淮水苍茫，远接长天。日落时光，晚霞燃红了西边的天空，河面在落霞余晖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色彩，加上长长的机帆船队和渔船点点白帆的点缀，显得非常壮观。每逢月夜，在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远眺淮河，可以看到一轮明月的把皎洁的清辉抛洒在水面上，一片波光粼粼，犹如撒上了碎琼乱玉；水中闪烁着点点渔火，与星空相接，让夜色显得分外宁静妩媚。此情此景，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重现，难以忘怀。一、校园分布

50年代，盱眙县中学校园的大门是朝南开的，大门左右的成八字形的粉壁上还分别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个大字，门前的石板路向东可通向宣化街。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在校内大操场的西面围墙中间重建了大门，进入大门不远处，还建造了一个照壁，用作张贴告示。进门后向南不远的墙边，在一根粗壮的圆木柱子上挂着一根五六十公分长的一段铁轨，是用来敲钟的。记得那个时候，盱中的钟声乃是盱眙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静谧的清晨和夜晚，每当钟声响起，我在家里就可以听到。负责敲钟的是教工老洪，他中等身材，气质儒雅，敲出的钟声非常有节奏，除了准时敲钟以外，他还负责刻钢板、文印和收发等，他的字迹非常工整。

进入校园后，在操场南侧有一排建筑，东面的一栋房子分隔成东西两部分，东大厅双开大门朝东，是教师办公室（高二时改为理化实验室），与其一墙之隔的西大厅大门朝南，门厅通道两侧的小间分别是校领导办公室、教导处，以及音体美老师办公室等。其西墙隔一通道，有一间前后门朝南开，门前带有雨棚的教室，就是我们初一乙班的教室（高中时改为图书馆）。这排建筑向南是一个由冬青树环绕成两处花圃的庭院，庭院东、南有一排呈直角形的瓦房，东面是茶炉房，庭院南面一排房子中间有过道，东面是老师宿舍，西面是初一甲班教室、女生宿舍和女厕所。过通道向南是通向南大门的大院，大院东面是老师宿舍和女生宿舍，在那里还有一间校医室，校医先后为林乃超和蔡志光老师，他们待人非常和蔼，一般的疾病他们都能治疗。

大院里，紧邻大门的西侧也有一间像是传达室改成的老师宿舍，旁边不远是图书馆（高中时改为老师宿舍），紧靠图书馆南墙有一过道，向西渐次有两个大院，各有南北相对的房子，均为学生宿舍。靠近西面围墙还有一个厕所。
出南大门，道路对面就是一个高坡，走上台阶后，就会看到一片开阔地，面积比足球场稍大，那就是盱中的校外操场，也是学校召开运动会的地方。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县政府还曾经在这里召开过誓师大会。法院也曾经在这里召开过公审大会，在操场西南的山坡就当过刑场。

从西大门进入校园，就是大操场，在大门北不远，还建了一个不大的高台，台上竖有旗杆，也是全校师生集合训话的时候，校领导站立的地方。在操场南面有可供跳远、跳高的沙坑，操场北部靠西面围墙不远，有单杠、双杠，爬绳，秋千。上体育课的时候，有时还会把木马、山羊和防护垫搬到操场，训练学生田径运动的技能。还教过我们如何掌握打篮球、排球、板羽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基本技能。

在校内操场北面，依次建有三排有走廊的瓦房，第一排只有一个教室（初三年级用），第二排有三间教室（初二年级三个班用），随着山势变化，最长最宽的第三排的房屋建造在斜坡上，所以室内地面变高，要登上10多层台阶走上去。东面是很大的礼堂，礼堂西是舞台，是开大会的时候的主席台和老师就坐的地方。舞台后面有两个门，有台阶可通向西面的一间教室。礼堂前大院的东面是大食堂，在紧贴食堂南面的山墙处有通道，过通道向东有一扇大门，出东门，那里有很大一片地势变低的空旷地带。在1958年建立高中部后，就在这里先后建了七排教室（每排两个教室），北面是高中部，南面是初中一年级的教室。南北之间又自然形成了一个操场。为了行路通达，就把原校内操场东面的一段围墙推倒，建了台阶，这样东西校区就连成一体了。我在1960年上高中的时候，就到了东门外的教室上课了。在通向东校门通道的南侧，有一排平房，依次有两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我在高中期间，两个大房间改为老师的办公室，小房间改为存放体育器械的体育室。西面围墙在第一、第二排教室之间还开有一个小门，出门后有台阶通向校外的厕所。

二、课程设置和老师
初中老师
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副校长是张其采先生。不久，瞿东珊调来任副校长，接着，黄卓从高教部下放到盱中任校长，张改任教导主任。当时，学校还设有总务处，主任是李茂松，他中等个头，慈眉善目。记得在初中期间任教的老师有：
文学：周老师、葛存芳
汉语：谈化文
到初二，取消文学、汉语课，统称语文，老师先后为郭正发、萧思增。
算术：陆英俊
代数：钱震亚、陆树民
几何：毕鉴义、蔡则兰
物理：贺金龙
化学：朱荀修
地理：吕兰清
历史：蒋秀贞、温也鲁、朱祥云
植物学：徐贵德、傅宪民、张其采
动物学：徐贵德
生理卫生：陈玉华
音乐：张幼兰、王  廉
美术：侯洪涛、萧子凡
体育：陆志恒、史寿清
政治：瞿东珊、黄  卓

初一的课程有政治、文学、汉语、算术、历史、地理、植物学。还有音乐、美术、体育等副课。班主任由历史老师蒋秀贞兼任。上学期校长是瞿东珊、张其采（兼任教导主任）。下学期校长是黄卓、副校长瞿东珊。张其采后来一直担任教导主任。

初二的课程有社会主义、语文、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历史、地理、动物学，还有音乐、美术、体育等副课。班主任第一学期是徐贵德，第二学期是郭正发。校长是黄卓。
初三的课程有政治常识、语文、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理卫生、体育。班主任第一学期是是陆志恒，第二学期是朱荀修。校长是黄卓。
刚进初一，小学的《国语》改成了《文学》，那时候，文学课本很厚，课文中国学篇幅较大，有诗经、唐诗以及从《水浒》、《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中节选或改编的内容。开始由一位姓周的老师教授，他身材魁梧，身穿笔挺的国军黄咔叽布的军官服，据说他原来当过国军的团长。他讲课时声如洪钟，板书为行草，刚劲飘逸，但只教了一学期就调走了，由年近六旬的葛存芳老师任教，葛老师的泰州口音很浓，同学们喜欢学他讲话——“多收（xiu）了三（sian）五斗！”，他个子不高，清癯消瘦，经常身穿西服，据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华水教书，一个是工程师。他对我很好，有一次作文命题是把课文中一篇投鼠忌器的古文翻译过来并想象发挥，再加以评论，我自以为写得不错，就在作文中附了一个小纸条，请他斧正，不料他非常细致地用红笔给我修改润色，增添了许多华丽的辞藻，以至于整篇文字一片红，我读了他修改后的作文，顿时感到自惭形秽，自愧不如。

当时的盱城街道，只在“前街”口到船塘子北，把原来“后街”的一部分街道改建了大马路，再向南，依然是狭窄的街巷，但也是繁华的市井。晚上，街道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小门市、小摊贩，还有表演杂技的，说大鼓书的。我经常会看到葛老师和王廉老师一起逛街，边走边聊，手舞足蹈，谈兴甚浓。有一次葛老师生病，由王廉老师给我们代授了一节文学课，他身材中等，衣着整洁，行书极美，讲课之前作自我介绍时，就在黑板上写了很大的“王廉”两个字，下课后，学生都舍不得擦掉。但他在学校政治地位很低，有时看到他抄写黑板报。

当时的《汉语》课是由会讲普通话的谈化文老师讲授的，专门教语法知识。“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我们便有幸成了最早一批学会新的《汉语拼音》方法的学生。谈老师先从拉丁字母教起，为了加深记忆，还教会我们唱“字母歌”。很快，我们就初步掌握了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拼音方法，但是盱眙方言多入声，说话不卷舌，n、l不分，对有些韵母的发音也分不清，所以对一些文字的拼音只能死记硬背。由于积重难改，直到现在，我在电脑打字的时候，都要预先对“模糊音”进行设置。

1957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方案。我们本来都是学繁体字的，开始接触简化字，还有点不习惯。当时我的外祖父洪筱屏先生在盱眙书法界有点声望，他是坚决反对简化字的，认为简化字改的不伦不类，有些简化字书写后非常丑陋，客观上因噎废食，亵渎了中华文化。简化字的初衷可能主要是想提高书写速度的，但在如今的电子时代已经毫无优势可言了，反而会在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进行文化交流时设置了藩篱。
上初一的时候，班主任蒋秀贞老师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性格温柔、教学认真，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不久她就让我担任盱中少先队大队长（一直到初三），当时她和另外一位女老师同住在教师办公室南院茶炉房旁边的宿舍，我曾经到她的宿舍开过会，她们的两人间非常干净整洁，桌上还放着一个造型精巧的不倒翁。她经常在课余时间进行家访。有一次放学回家，听母亲说，有一位蒋老师到我家家访了，还说当时不少邻居看到她，都为她的美貌感到惊诧。

教授算术的陆英俊老师也是我姐姐的老师，那时的算术教科书也是很厚的一本书，他教学深入浅出，每次上课之前都会针对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讲解，一年的学习对夯实我的数学基础很有补益。他非常注意奖掖后学，记得有一次他提问一道关于时间的数学题，我举手回答后，陆老师立刻问大家：“大家说，他的回答好不好？”他总是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表扬、激励学生。

当时，植物学是由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盱中的徐贵德老师授课的，第一堂课，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他一面看书一面教学，说话声音很小，结结巴巴，只讲了半堂课就讲不下去了，只好提前结束。但他很勤奋，据早起上学的同学说，曾经好几次看到他独自站在空无一人教室的讲台上在练习讲课。后来植物学改由傅宪民老师讲课，他教学水平很高，还教我们使用显微镜看植物细胞。

有段时间，张其采副校长（后来任教导主任）亲自给我们上课，他是我上实小时的叶庆珍老师的丈夫，他不苟言笑，学生对他都有敬畏感。他总是喜欢手中提一个马蹄表（小闹钟）来上课，上下课非常准时。

一下学期开设了政治课，讲农业合作化等内容，是由瞿东珊副校长教授的，他好像是苏南人，据说13岁就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才20多岁就担任了淮阴专区的农业副专员。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明显发福，身材有点臃肿了。他给我们讲农业合作化，讲课的时候总喜欢看着我。他嗜好饮酒，下午上课时，经常可以闻到他口中散发出的浓烈的酒气。
到初二，根据毛主席厚今薄古的指示，文学、汉语统一改成了《语文》，课本一下子薄了一大半，古文和古诗词大幅度删减，增加了不少富有政治色彩的内容。教语文的葛老师调到了图书馆当管理员，语文课由刚从县里下放的郭正发老师授课，同时兼任班主任。他和庄壮县长的儿子庄世农很熟悉，言必称“小庄”。郭老师才华横溢，通今博古，他讲课声情并茂，常常会融入课文中人物的角色，有一次学校组织观摩教学的时候，讲解的是一篇根据军旅作家王愿坚的作品《粮食》改编的课文，他讲到结尾的动情之处，竟然声音哽咽，热泪满腮，我们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全班学生，凝神静气，鸦雀无声。侧耳静听，教室里只有他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主动要求退职回农村务农了，听说他夫人是河桥公社的妇女主任，他希望和家人过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也可能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很不得志的缘故吧。

初二上学期，由从南通师专毕业的钱震亚老师担任代数老师，下学期由从县法院下放的陆树民老师接任，他们教学水平都很高，但是平面几何和物理老师好像是苏南人，听不懂他们的口音。尤其《平面几何》更听不懂，期中测验时，全班大多学生不及格，我只得了39分。好在不久，几何课程换了毕鑑义老师任教，记得他上第一课时，讲解的内容是如何作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我第一次被他条理分明的讲解所吸引，犹如醍醐灌顶。下课的时候，全班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从此我几何成绩不断提高，可惜时间不长，毕鑑义老师就擅自离职回家了，听说他还打电报给校方称“毕在栖霞不愿回盱”，至于校方是如何处理的，则不得而知了。后来，平面几何改由蔡则兰老师任教，他是黄卓校长十分器重的两位青年老师之一（还有一位是钱震亚），他教学水平很高，上课时基本上不用直尺和圆规，徒手就能在黑板上画出非常规范的直线和圆等几何图形。在1962年上学期，他被提拔为教育局副局长。

历史老师由温也鲁老师授课，他的板书如同行云流水，讲课时语言生动，很吸引人，后来他调到了淮阴化工学校。接替他的朱祥云老师，授课也是有声有色，记得他在讲述“一·二八”抗战后，上海市民在宝山路燃放鞭炮，彻夜欢庆胜利的场景时，绘声绘色，语言有巨大的感染力。地理课是吕兰清老师教授的，他的江阴口音很浓，讲授世界地理时，讲到捷克斯洛伐克盛产皮毛和皮鞋的发音，经常为王树尧这些调皮学生所模仿。

到了初三，新增加了化学课，由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的朱荀修老师担任，我们最喜欢看他做实验，有一次他讲到金属钠的特性时，就用夹子从玻璃瓶里取出浸泡在煤油中的一小块钠，用小刀像切豆腐一样切下一块，放在石棉网上加热，钠很快燃烧。他演示的用氧气和氢气合成水的实验，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物理课开始由贺金龙老师担任，他身材高挑，相貌堂堂，但我们听不懂他的苏南口音，后来由鼻子发红的陆志恒老师授课。

初中的体育老师先后由史寿清、侯洪涛、陆志恒老师担任，史寿清老师是从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美术课老师先后由肖子凡、侯洪涛担任，肖子凡老师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从部队转业的，候老师据说当过国军的团长，他音体美全才，记得在他办公桌身后的墙上，就悬挂着他自画的油画像。他们教授美术课时，先从静物素描开始教起，然后到水彩画、山水画，很快培养了我对美术的兴趣。

当时的音乐课是由刚刚调到盱中的张幼兰老师和王廉老师任教的，记得每当上音乐课的时候，班长就会召集几位身体壮实的学生提前到办公室把脚踏风琴抬到教室，老师上课时，经常坐在风琴后面，边弹边讲边教唱。唱歌前，必教简谱，所以我们那一代学生人人都会读简谱。记得张老师教我们唱“节日的天安门广场”圆舞曲的时候，就先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节日之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清歌妙舞，万众欢腾的场景，让人感到仿佛身临其境，然后再教唱。张老师是少有的用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她讲课声情并茂，昂扬顿挫，音调富有磁性，她还教过我们唱过一首“乐乐乐”的歌曲，歌词是：“来呀，把你的忧愁扔在一边，乐乐乐。把你的脸儿乐得大而圆，就是这样乐！长吁短叹没有用，不能充饥解渴。来呀！把你的忧愁扔在一边，乐乐乐。”她的声音，至今常在我耳畔响起，恍如昨日。王廉老师对学生音乐成绩的考核方法很独特，他在讲台上，逐一点名让同学起立吟唱他指定的同一首歌曲，当场打分。

当时，学校对老师的师德要求很严，记得当时有一位分配来盱中任教不久的男老师，据说调戏了一位高年级的一位胡姓女生。据张其采副校长在会上说，在校方对他调查的时候，他态度恶劣，竟然擅离学校住到城里旅社拒绝回校，于是校方向公安局报案，将其拘捕。后来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判，据说他在法庭上拒绝认罪，还嘲弄审判员，结果被从重判决了5年有期徒刑。

从1958年开始，盱眙县初级中学开始建立高中部，改名为“盱眙县中学”。1960年我初中毕业（当时称盱中九届）后，报考志愿只能在盱中高中、县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之间选择。
当年高中部招生两个班，我分在乙班，年龄结构稍微小一些。
在高中期间任教的老师有：
语文：萧思增（高一）、谈化文（高二）、张幼兰（高三）
数学：张基福（高一）、邱鹤年（高二）、张承三（高三）
平面三角：钱震亚
立体几何：胡为旦
物理：贺金龙、陆志恒、徐民享
化学：朱荀修
俄语：徐贵德、胡婉珍、唐蔚文、陆泰利
政治：张基福、陈介龄、朱延茂
历史：朱祥云
生物：陈玉华
体育：侯洪涛、史寿清
高一的课程有政治、语文、俄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体育。班主任是张基福老师，第二学期张基福调走后好像是徐贵德老师接任了一段时间。第一学期校长是黄卓，第二学期校长是王学模书记兼任。
高二的课程有政治、语文、俄语、代数、平面三角、物理、化学、历史，还有体育。班主任是邱鹤年老师，校长兼书记是张辉，到第二学期陈书林任政治处主任。
高三的课程有政治、语文、俄语、代数、立体几何、物理、化学、体育。班主任是朱延茂老师，校长兼书记是张辉，期间姜述闻老师提任副校长。

上高一时，语文老师是萧思增老师，记得当时新出版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风靡全国，他就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成稿后，就让袁士棠和我等同学给他誊清在稿纸上，后来寄给出版社。高二的语文老师是谈化文，他身材颀长，言语斯文，板书极好，他为了培养学生博览群书的兴趣，上课的时候经常给我们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有一次他谈到诗词和人的阶级性关系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一天大雪纷飞，有四个人在亭子中躲避风雪，百无聊赖，就提议即兴联句吟诗，秀才有文采，便抢先吟道：“大雪纷纷落地”，接着是一位官员，他习惯于逢迎拍马，便吟道：“全是皇家瑞气”，第三位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财大气粗，喜欢显摆，便吟道：“再下三年何妨？”第四位是个食不果腹，家无隔夜粮的乞丐，一听就急了，大骂：“放你娘的狗屁”。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上高三后，语文老师为张幼兰老师，张老师是1957年分配到盱眙县中学工作的，当时教初中二年级语文。不久她就声名鹊起，学生都期盼让她来当本班的语文老师，在校会上，每当校领导宣布某某班级的语文授课老师为张幼兰时，会场中所在的班级的学生便顿时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张老师才华横溢，记得在1958年《中国妇女》杂志在全国征文时，当时一共选登了两篇文章，其中就有张老师的大作。当时，在文化馆的阅览室，我们争相传阅她的文章，钦慕不已。她文学底蕴深厚，板书工整娟秀。上张老师的语文课，对学生而言，不仅是学问的灌输，思维的启迪，同时也是对书法艺术的欣赏，精神的享受。张老师批阅学生作文的时候殚精竭虑，非常细心，对文中的错别字等谬误之处，她都会认真改正，不仅有眉批，更有言简意赅十分中肯的总评。有时候，她还会挑选出优秀的作文，在课堂宣读，进行现场点评。还会特地指定一些学生单独到她的办公室，当面为你批改作文，进行个别辅导，直接交流沟通，耳提面命，授业解惑。在革命小说《红岩》出版后，学校还曾经组织全校师生在比邻南门的大院里，听她精彩的辅导讲演。

高中数学先后由张基福、邱鹤年、张承三老师教授，他们是淮阴师专同期毕业的同学，当时正是青春韶华的年龄，他们教学相当认真，一丝不苟。邱鹤年老师讲课，有非常浓重的南京口音。

高一的俄语老师是徐贵德，他本来是学习生物专业的，但自称非常喜好外语，就毛遂自荐当高一年级的俄语老师，但他教授我们的口语经常受到高年级学长的嘲笑。到高二上学期改由科班出身的胡婉珍老师任教，才逐渐走上正轨，她调走后，由广西人唐蔚文任教，唐老师高高的身材，总是身穿摘了军衔的空军军服，据说他曾在乌克兰军用机场任翻译，不知为什么被赶出军队来盱中教书了。他口语相当流利，课余期间，还教我们唱俄罗斯民歌，以及“共青团员之歌”、“祖国进行曲”等苏联歌曲，不久也离开了。到了高三，由陆泰利老师任教，陆老师原来在北京交通出版社任法语翻译，是下放到盱中后教俄语的，他通晓多国语言。有一次我到他的宿舍，闲聊中，他便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打开后给我看，里面装满了他翻译出版的书籍，令我钦慕不已。

高中物理开始由贺金龙老师教授运动学，后来由陆志恒老师授课，他好像是滁州人，板书很好，待人随和。他曾送给我一本《高中物理习题集》，对我帮助很大。陆老师调走后，便由61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的徐民享老师任教了。徐老师教书非常认真，他喜欢和学生对话，一起探讨问题。答疑解惑，总是不厌其烦，非常有耐心。他天生一副非常浑厚的嗓音，我早上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他背着手，徜徉在微风拂面、绿树掩映的山道中，放声歌唱。
我们的政治课先后由张基福、陈介龄、朱延茂老师任教。高三的《哲学基础》是朱延茂老师教授的。

三、初高中求学生涯
（一）初中同学名单
乙班学生有:王述慕、王素梅、王志愉、王树尧、王继美、王  茂、丁正美、汪德仁、汪宗福、寻学美、郑子南、吕津生、莊世农、蒋再春、蒋绍忠、杨骝昌、朱宗楷、种寿勤、张殿辉、张德谦、姚顺英、马玉麟、韩文俊、郑子南、钱瑞门、姚凤鸣、金成凤、周福如、吴广发、王锦霞、刘  超、何善华、赵仲英、李月英、张承树、朱长怀、陆亿元、朱梓栋、朱承德、刘凤英
甲班学生仅仅记得有:钱道英、刘辉、菊荣、陈鹤林、刘永平、孙玉兰、於烨、王立萱、赵长福、康善芝、徐积珠
（二）高中同学名单
马玉麟、王超、李兆彦、李绵福、韩文俊、郑子南、陈守伦、张金扬、徐宏谋、梁伯鑫、季平、袁士棠、顾友和、张明时、董立宏、季秀伦、叶必陶、蒋正礼、任素兰、钱道英、王志愉、王树尧、张德训、张德刚、董泽彬、姚顺英、吕津生、朱宗楷、杨骝昌、张越宝、朱成德、朱国强、林有传、崔玉琴、刘超、陈惠琴、莊世农、程天宁、陶梅观、刘承磊、胡月兰、沈国文、潘秀英、徐明理、姜立仁、唐德仁、江希春、张承英、钟金娥、朱延兰、宋以干、徐广虎、姜洪生、杨光明、刘立举、王怀景、朱希文、孙玉华、梅德高、顾志成、周立志、汪林彪、刘锦生、刘云兰、杨绍宽、王秀松、冯树仁、吉仁义、朱长怀、范玉香、祝恒元、傅廷云

我们刚上初中的时候，班长王述慕是维桥人，烈士子弟，年纪较大，喜好舞文弄墨，他上学不久就在《盱眙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也上中学了”。吕津生也颇有文采，他在大跃进的时候，就在《盱眙报》上发表过诗歌，在班级赛诗会上他写的绝句和律诗，其平仄、对仗、押韵都比较规范，受到了郭老师的表扬。

到初一下学期，结识了比我高一级的少先队干部张德训，他和我很投缘，他是学校的小鼓手，后来就教会了我打小鼓。高一时期，他患肺结核休学一年，竟然成了拉二胡的高手。女同学刘超擅长舞蹈，她曾经自编自导，和何善华、王锦霞、徐积珠、李月英、王素梅、丁正美等女同学表演过“七仙女下凡”的歌舞节目，展现了仙女重到人间后看到的新气象，讴歌了大跃进的丰功伟绩，很受欢迎。

王树尧很调皮，他经常趿拉个鞋子上山，一面用五音不全的嗓门吼着黄梅戏“大路不走走小路”。当时我们上学，经常故意不走大路，而是踩着路边的防护墙顶端行走，由于最后一段挡墙的下面就是悬崖绝壁，故很少有人敢在此地冒险。

韩文俊学习很好，他在家排行第三，在课外劳动的时候喜欢用毛巾扎在头上，便于擦汗，所以大家都叫他“三姑娘”，当时团支部书记是马玉麟，支部委员是来自涟水的王素梅（后担任过县妇联主任），他们是我入团的介绍人。
到了高中，我们高一班除了马玉麟、韩文俊、王树尧、朱宗楷、吕津生、杨骝昌、庄世农、刘超、郑子兰等初中同学以外，还有民办中学毕业的崔玉琴、顾友和、董泽彬，以及毕业于马坝、古城、桂五初中的学生。由于盱眙生源不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沭阳、涟水的同学。

在高中上学的时候，庄世农同学就有志于中医学，早自习的时候他经常会高声背诵“汤头歌”，还曾经有模有样地为我把脉问诊。他有唱歌的天赋，刚看过电影《夜半歌声》不几天，他就会唱主题歌“空庭飞着流萤”了。我和他从实验小学就是同班同桌的好朋友，他虽然是庄壮县长的儿子，但对同学，从来没有丝毫的居高临下的特殊化和优越感。当时庄县长已经调任淮阴地区水利局局长，我曾经看过庄县长用毛笔写给他的书信，字迹非常飘逸，字里行间洋溢着慈父对儿子的深情厚爱、严格要求和殷切希望。其高风亮节，已非今人可望其项背。

上高中期间，袁士棠担任我们班的劳动委员，每到劳动日，他就会给我们布置安排具体的任务，条理非常分明。
高二上，快到期末，班上来了一位女同学程天宁。她是从北京二女中随父母下放到盱眙的，他父亲程玉西被分配在盱眙县师范教语文。她本来是学英语的，但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很快就跟上了俄语课的教学进度。她的歌喉很好，有音乐天赋，不久就担任了班级文娱委员。

张德纲出生于书香门第，他家住在胡家巷深处，我经常到他家玩，他家藏书中有不少线装画谱，我喜欢水墨画，曾经向他借过几本花卉的画谱，每天午休的时候临摹一张。他文笔很好，擅长作文，记得高一作文课，他写了一篇“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议论文，竟然洋洋数千言，受到了肖老师的表扬。
（三）学习和课余活动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生是不穿校服的，也没有书包，学习也远远没有现在的学生那么繁忙。那时，除课间休息可以玩耍嬉戏外，早上两节课后还有半个小时的做广播体操和休息时间，下午上两节课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住校生早晚必上的自习课，对走读生并不强求。所以我们走读生一般都不到学校上自习课，晚上在家做完作业后，就看一些闲书。有时候，晚饭后我也会到家住玻璃泉县医院宿舍的刘超家里学习。

那个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是少而精，他们在讲课的时候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技能的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以及对学生分析、总结、归纳能力的培养。他们非常注重学生课前预习习惯的培养，要求学生力求做到敏而多思，勤学好问，学会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并带着问题学习。每次老师布置作业时，一般都只要求完成他们勾选的题目，无需多少时间就可以完成。他们反对题海战术，经常教导我们，要针对性的做作业，让我们每次解题时，都要思考一下这个题目到底考核了所学的哪些知识，出题的目的是什么。尤其在讲解综合题的时候，非常注重学生对学科各个不同章节内容融会贯通能力的训练。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做错了题目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出做错习题的原因。记得当时我们的物理和数学老师在总结书本内容时，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列出关键公式，并用箭头线条标出其相互关联的脉络，仅用一两节课的时间就能把整个课程的内容综述完毕，非常清晰明了简洁。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读书的过程就是“由厚到薄”的过程，关键是要夯实基础，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就会“以不变应万变”，在解题的时候游刃有余，知道从何处下手，如何解决。对于浩如烟海的习题集，根本不必要每题都做，更不要每题都得出答案。有的只要看清题目了解题意，明白解题方法和技巧就行，有的只要列出关键步骤即可。只有对那些没有把握的综合题，才有必要花费时间去分析求解。这样，就可以以有限的精力去涉足更多的知识，探索更快捷的解题技巧。
当时盱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还不经常开放，所以盱中的学生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期到山下的县文化馆借阅图书，或到阅览室浏览报刊杂志画报，或到前街的县新华书店看书。
在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后不久，我们学校也开始推行了“劳卫制”，凡通过一个相应的体育科目级别考核的，就能获得等级运动员证书和一枚证章。当时，我们盱中很多学生都取得了运动员等级证书，在高中第一届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同学取得了三级篮球裁判员的证书。

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新建的教室地面还没有经过硬化处理，都是泥土平整的。冬天，学生有毛衣的也极少，所以在寒冷的冬天，每当课间休息时，就有不少同学在教室里踢毽子，跳绳，经常搞得尘土飞扬。
高中期间，盱中还举办了《数学园地》的黑板报专刊，让我担任专刊总编，记得当时发表的短文很受同学的欢迎，有的还被传抄。

从1962年开始，学校还先后举办过书法、演讲和歌咏比赛。记得在高三上学期，全校第一次举行歌咏比赛前，朱延茂老师要我教唱并担任指挥，我就在星期天到侯洪涛老师家拜访求教，他很热情地给我示范，还借给我一本《如何指挥合唱》的小册子让我参考。后来，我们班合唱了《在太行山上》和《毕业歌》两首歌曲，获得了第一名，取得了流动锦旗。但到下学期第二次歌咏比赛时，就被高二班夺走了。还记得高一时，无意从废品收购站觅得一本残缺不全的《星录小楷》，我如获珍宝，还在课余认真临摹了一些时间。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但是学生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四）“树标兵”活动中意外被树立了典型

在初中，我很贪玩，只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完全依靠盱中的钟声掌握时间。夏天期终考试前夕，为了应付考试，天不亮，王树尧就来喊我起来上山复习功课，有一天走到学校了，天也没亮，就在校外篮球场旁的一块倒在地上的大石碑上再睡一觉，等天明了再抓紧复习。到初二的时候，又迷上了看闲书，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非常流行十分抢手的小说，一旦到手，都必须抓紧时间看完再传给别的同学阅读。所以上课时经常开小差，偷偷地把小说放在课桌下看，学习并不认真，当时成绩最多就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学校为了紧跟当时形势，召开了全校“誓师大会”，提出了“学苏中，赶扬中，超淮中”的跃进口号，人人争上游，互相打擂台，记得在这次大会上，钱震亚老师和她的“亲密战友”胡婉珍老师先后登台发言，相互结对子打擂台，钱提出要一年达到本科水平，胡则提出要两年达到研究生水平。记得上台发言的还有蔡则兰老师，他提出要一年攻克微积分。从此以后，每学期都要开展一次“争上游，树标兵”活动评选，开始我仅仅被评为“三等标兵”，谁知到初二下半年，在教育局组织的全县数学统考中，我竟然超常发挥，得了满分。不几天，在全校集会上我意外地受到了黄卓校长的表扬，号召全校学生向我学习，说“考试就要像王志愉一样，一考试就得100分！”，其实当时得满分完全是歪打正着，被黄校长一抬高，倒让我感到非常难堪。后来黄卓校长还要郭正发老师执笔，总结我所谓的学习方法，几次晚自习被叫到郭老师的卧室谈话，要总结我的学习经验，让我感到局促不安，其实哪里有什么经验之谈哦，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来郭老师退职回农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黄校长的表扬，客观上给我施加的压力，变成了激发我刻苦学习的动力，从此我便开始认真听课和努力学习了，后来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到初三上就变成了“二等标兵”，到初三下学期“十年校庆”的表彰大会上，蔡老师和我分别作为老师和学生的代表被评为“特等标兵”，县领导亲自为我们颁奖（每人一支金星金笔，后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送江隆维了）。

黄校长的表扬和对我的器重，成了我人生路上的转折点，从此我不仅在学习上变得勤奋了，在政治上也开始要求进步了。当时全国掀起了学习毛著的热潮，我也随大流，买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单行本，囫囵吞枣地阅读起来。1960年初，加入了共青团。1962年4月还出席了“盱眙县第五届共青团代表大会”，被评为优秀团员。高中期间还先后获得了“刻苦钻研，勤奋读书奖”、“演讲比赛第二名”、“品学兼优一等奖”、“数学竞赛优秀奖”等荣誉。
（五）课余劳动和假期生活

在进入初中以后，我们每星期有两个下午，都要在下课后大扫除和参加课外劳动。在校园附近的山地开荒，锄草、松土、捡去石块，然后种各种蔬菜、萝卜、玉蜀黍、番瓜等，所有的种子都是家在乡下的同学自带的，用水要到大井用系着水桶的辘轳摇动手把从井底提水，再抬水到地头浇灌，除草，施肥，间苗。到收获的季节，就把这些蔬菜采摘下来送到大食堂。那时候，没有公路通到学校，也没有汽车运输，所以食堂做饭的米面等都是学生在课余劳动期间从粮食局仓库背上山的，有时还安排我们搬运黄豆饼。由于饥饿，我们在扛着黄豆饼上山的途中，就会偷偷掰下一块充饥。听说在暑假期间，住在学校的老师也可以享用这些瓜菜。当时民风淳朴，尽管饥肠辘辘，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私自采摘的现象，即使长在地里的荒草秸秆，也没有学生胆敢私自弄回家。记得高一暑假期间，家里没有柴草，我到学校已经收割的玉米地想砍点玉米杆做柴火，突然看到高二的同学走来和我打招呼，我紧张的满头大汗，赶快就离开了。

那时候，盱中学生不仅要参加植树造林等公益活动，每逢春种、夏收夏种和秋收的季节，学校都要根据县里的安排放“忙假”，到农村参加支农劳动。春天播种季节，要到水田帮助插秧；六月初夏收的时候，要自带镰刀，下乡割小麦；秋收的时候要下乡帮助生产队掰大蜀黍（玉米），割稻子、砍黄豆，运送庄稼、扬场等，每天中午自备干粮充饥，经常干的腰酸背痛。记得在1960年秋收秋种的季节，我们全校停课半个月下乡支农。我们高一乙班被派到维桥参加劳动，被安排在农民家一间农舍住宿，在地上铺上稻草放上草席，睡觉时两人合盖一床被子，晚上挤在一起，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当时学校还专门派一名炊事员小杨给我们做饭，主食基本上都是玉米团子之类的杂粮，每天轮流安排同学早起到山芋地里采摘山芋叶子掺在稀粥里、或掺在小蜀黍面里蒸团子吃，以至于很多同学便秘。有天晚上，王树尧可能腹中饥饿，又大便不下来，竟然栖栖遑遑地大哭起来，不断地呼喊妈妈。在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炊事员成了令人仰慕的职业，因为他们可以免受饥饿之苦。

在这次支农的时候，有一天到地里砍黄豆，不少人手脚受伤，我挥刀砍黄豆枝干的时候，也不小心砍破了解放鞋，伤及大脚趾，鲜血直流，止血后仍然很痛。那天晚上入睡前，突然有一位同学问大家：“今天是不是大家都在口袋里装了黄豆，都拿出来，我们炒黄豆吃好吗？”大家立刻群起响应。原来，几乎所有同学在劳动时都悄悄剥下了一些黄豆，装在衣袋里了。于是大家倾囊而出，把黄豆集中起来，拿到锅屋去炒，等到用盆子把炒好的黄豆端进宿舍，大家便一拥而上，不顾黄豆烫手烫嘴，抓上一把，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的同学还故意把黄豆洒落在芦苇席子上，乃至到大家钻进被子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有人咀嚼黄豆的声音。不久，在房间里就不时传出放屁的响声。

当时，尽管生活艰苦，农活繁重，但同学们却充满热情，积极投身到劳动中去，干活的时候都是争先恐后，全力以赴，很少有人偷懒。记得在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还和小学校和生产队的社员进行了联欢。王树尧还当场清唱了一段京剧“八月十五桂花香”。

在回去的路上，看到天空一轮圆月，将皎洁的月光洒向万籁俱寂的田野，不由得勾起大家对家庭的思念，回到茅舍各自黯然神伤。

支农回校后组织评选“支农标兵”，我做农活当然不如农村学生那样娴熟，所以只被评上了“二等标兵”。

当时，家庭生活很困难，为了挣点钱，我也曾经和弟弟到采石场用石头圈了一块地，在放炮后趁着烟雾尚没散尽时，就去找寻、搬运那些扁平的大石头块放进箩筐，再运到自己的圈地，然后将其砸成小石头子。日积月累，也砸了一大堆小石头子。可惜无人抬筐过称，白干了。后来暑假的时候，街道组织到宣化街砸石子，才挣了一点钱。在高一暑假，我还在堂屋学会了用芦苇打席子，用蒲叶编织蒲扇，自己挣学费。

在暑假和寒假，我除了到新华书店、图书馆消磨时间外，还曾经在舅舅家画过观音菩萨的画像，由舅舅裱糊后以3元一张的价格出售过。还曾和刘超、孙玉兰、崔玉琴、於烨等同学先后到城关公社、县政府档案馆、县科委帮助整理档案，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机密、秘密甚至绝密的文件，大大开拓了视野。在城关镇整理档案时没有任何报酬，公社秘书看到我毛笔字还可以，就让我负责书写档案袋封面的目录。结束后，给每人发了一张奖状，奖状中写有“王志愉同学以共产主义态度帮助公社党团委整理档案，特颁此状”等字样。而在县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是按照每日8角钱计酬的，有了这些钱，用于交学费是绰绰有余了。高二开始，学校颁布了对学生的奖励政策，我就享受了免交学费的待遇。
（六）成为了重点培养的十名学生之一

盱眙县中学在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的学生中，有几位考上了大学，其中宋冀平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徐相生考上徐州师范学院。但到1962年，全国高校只录取了10.4万人，参加高考的盱中毕业生全部落榜，被“剃了光头”。据说县委书记刘兆敏在省里开会时，受到了省文教书记陈光的批评，回到盱眙后，立刻找书记兼校长张辉谈话，决心狠抓盱眙县中学的教学质量。所以校领导十分重视高三年级的教学，给我们配备了全校最优秀的老师。不久，淮阴地区组织全地区所有高三毕业班的科目统考，据说数学得满分的只有两人，我侥幸成了其中之一，后来地区教育局来人到盱中期间，还专门找我谈了话。朱延茂老师还在班上挑选了十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开会，进行动员，勉励有加。我当时手里只有陆志恒老师送给我的《物理习题集》，邱鹤年老师送给我的《数学习题集》，后来陶梅观同学又借给我甘肃师范大学出版的《数学习题集》，对我的学习大有裨益。寒假期间，钱道英让我和张德训给她们照看女生宿舍，刚好有了安静的学习环境。但是因为经常不归家，不能及时给家里挑水，父母亲很不满意。到高三下，在毕业前夕，在天津工作的叔祖父给我寄来了一套数理化和俄语的复习参考资料，让我大大拓宽并深化了知识面。
（七）高考前夕

在6月份毕业考试结束后，我们便进入了紧张的高考冲刺阶段。为了让我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投入复习迎考的冲刺，记得在毕业考试之后的一天晚上，张辉校长和陈书林主任专门找我到校长室谈话，如春风化雨，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励。
一天早上，徐民享老师找到我，建议我不必在班级上课了，可以到他的理化试验室自学，这让我大喜过望，因为当时我身边有不少复习参考资料还没有看完，有了这样的学习环境，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我就和张德训一起到实验室学习了。每当我们进屋后，徐老师就将大门锁上，课间会准时开门，让我们方便。在恩师给我提供这样的封闭的学习环境中，学习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
填报志愿的时候，学校收到了全国很多院校的招生广告，让人目不暇接。由于当时社会流行着“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潮，所以就形成了“一流的人才考理工，二流的人才考农医，三流的人才考文史”的怪诞现象。尤其报考文史的学生，不少都是数理化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当时参加高考的考生志愿表有两张，一张为重点大学，一张为普通院校，每张表可填写五个学校，每个学校可依次填写3个志愿。当时我的想法是别无奢求，只要能上大学就行。所以第一张志愿表就依次填写了南京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华东水利学院河川系、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物化学专业、北京医学院药学专业、华东纺织工学院。第二表则填写了南京化工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等。陈书林主任很关切我志愿的选择，要我选择一些更好的大学，我说只要能考取就行了。

到临考前几天，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我就在初中部的教室学习，那时站立山间小路的时候都在遐想，期盼着我能以这样的姿态站在南京的紫金山上。
当时我是走读生，如同桃花园中人，两耳不闻窗外事。迎考期间，天明即起，很早就到风坡岭或魁星亭晨读，睡眠严重不足，非常困倦，坐在山石上温习功课，一旦走神，就会眯瞪过去。但是上晚自习回家后，却好长时间难以成眠，只好在心里默默回忆课本的内容。

记得高考前夕一次班会上，朱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大发脾气，非常严厉地不指名批评了很多同学，说有人谈恋爱的，有诋毁攻击老师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所幸都与本人无关。直到高考结束，与同窗好友叙谈中才得知：朱老师与班上不少同学的关系极为紧张。一天午休时间，在教室里，还发生过傅庭云等同学和他当面顶撞，争吵谩骂的事情。据说当时班上有七名同学没有准予毕业，只发了肄业证书。以至于在去淮阴高考的前夜，我们班的住宿生砸坏了宿舍的几扇门窗。
（八）奔赴淮阴高考

那时高考的时间好像是7月6日——7月8日，淮阴地区的考点都集中在清江市，盱眙县不设考点。徐民享老师提前出发，到淮阴为我们预先安排食宿领取准考证等有关事宜。

7月5日晨，我们在粮食局门前集中，乘长途汽车出发赴淮阴，那天正是雨后初霁，凉爽宜人。上车后，客车便向城南方向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开车后，立刻感受到了相对运动的滋味。驶出县城不久，车上一群女生，突然活跃起来，纷纷指向车窗外的农舍惊诧地喊道：“看！老母鸡！”我看到山坡的村舍前真的有一群鸡在觅食、追逐。接着，她们又开玩笑说：“荒郊野外，竟然还有老母鸡横行霸道，简直是胆大包天！”“这都是依仗着有一只大公鸡的庇护！”“看来那个大公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们一路上就这样一唱一和，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让人不由得想起陶渊明写的田园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车到蒋坝车站后，停车休息，大家下车后便呼啸着蜂拥而出，等到我稍事耽搁出车站后，大多同学都已经远去了。我便沿着洪泽湖边的街道信步向前，一面眺望湖光水色。只见烟波浩渺的湖面上，碧波荡漾，远接长天，在阳光的映照下，水面上帆船点点，波光闪烁，十分壮观。回车站重新登车后，大家由于一路颠簸有点疲乏了，都斜靠在椅背上，昏昏欲睡。大约在午后1点钟，车进淮阴，路经淮阴师专红色门柱的楼房，最终到达位于通向王营的公路左侧的清江中学住下，那就是我们高考的地方。

清江中学的校园很大，不知为什么，这里的公厕都没有标记，而且女厕比男厕要长得多，以至于我们不少男生都进了女厕所，然后狼狈逃出。王超就调侃道：“这下肯定考不上了”。

第二天开始高考，考试共三天，每次考试前我们就在考场附近看书，等到预备铃响起后就陆续进入考场，等大家坐好，监考老师才拆开文件袋的封条，把试卷发给考生。第一天上午作文（考题为两题选一，分别为“五一日记”和“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我以前写过国庆日记，可谓轻车熟路。下午政治；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化学；第三天上午物理，下午俄语；考完后，自我感觉很好，只有一道化学实验的题目，因为我没有去实验室亲身体验，没有把握，其他的都不感到困难。我在答题过程中，凡是需要在草稿纸上演算的，都会按照题目顺序标记题号，这样在答完试题进行复查验算时，就很容易查找，不会杂乱无章，从而提高了演算效率，确保正确无误。尤其俄语考卷，不仅试题简单，而且题量很少，于是我力求字迹工整，慢慢地写答案，答完后一看手表，还不到45分钟，检查了好几遍，才响起交卷的铃声。

考试结束后，顿觉一身轻松，当晚和张德训步行到市内淮阴高级中学参观，并且游览了附近的一家公园。路上遇到卖卤料的摊贩，破例花了两角多，买了酱牛肉品尝。回到清江中学后，徐民享老师找我，我就和他站在教学区的院子里畅谈，聊天中突然阴雨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然谈兴更浓，直到深夜，仍感到意犹未尽。

翌日早晨，竟然雨过天晴，上午到王营汽车站送别回沭阳的同学和朱老师，下午乘车回盱眙。刚到家，母亲就问我考上没有，说城里人都风传我考上了，令我哭笑不得。那天晚上上床，一直酣睡到翌日午后才起床。
（九）梦想成真

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是不公布成绩的，而且也不能查询，我只有焦急的等待。在8月份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堂屋的房间里，突然家门口传来“电报”的喊声，我心中大喜，知道徐民享老师从南京打来电报了，急忙奔下门前台阶，接过电报，看到上面写着《贺取南工机械系》几个字。我签收的时候，邮递员也向我祝贺。

在62年盱眙中学高考“剃了光头”后，63年高考录取了五人，终于咸鱼翻身。除我录取南京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及其设备专业外，刘承磊录取了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陈守伦录取了华东水利学院水电站动力专业，王超录取了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专业，韩文俊录取了苏北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盱眙中学的教育质量之所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折，张辉校长和陈书林主任是功不可没的。他们忠心于党的教育事业，始终秉承尊师重教的宗旨，呕心沥血，勤奋工作，激励后生，终于把盱中引向了教育振兴的道路。

不久，我们班的马玉麟、袁士棠、顾友和、范玉香、徐明礼和62届的蔡志忠等同学参军入伍了。记得他们凌晨出发登船的时候，我走到船塘附近想为他们送行，昏暗的夜色中，看到他们这些新兵都穿上了军装，双肩背着背包，开始列队登船了，也看不清他们的脸面，突然听到了队伍中有人低声呼唤我的名字，但带队军官立刻命令不准说话，所以等他们上船后，我就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1963年8月下旬，开学前，徐民享和邱鹤年老师来我家给我送来了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于是很快办理了户口迁移、粮油和团组织关系等事项，于九月一日到南京工学院报到，结束了中学生活。

四、五十年重聚

（1963届高中同学50年相聚联谊会）

从盱中毕业后，班里的同学从此友朋萍散，天各一方，只有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和盱眙的部分同学有过零星的聚会，直到2013年10月，在盱眙县中学新址举办的“1963届高中同学50年相聚的联谊会”上，昔日同窗，才得以久别重逢，故地重游，欢聚一堂。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盱眙中学早已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变化，如今已成为了江苏省颇有声望的知名高中。而我们当年的同学，也大都年过古稀，青春韶华已成旧梦了。执手相看，昔日朱颜，已是鬓发飞霜了。但少时风貌，仍有旧痕，可以寻觅。古稀相见，大家仍然像少时那样，直呼其名，欢呼雀跃，感到非常温馨。即便在学生时代发生过星星点点不太和谐的往事，也早都雨消云散灰飞烟灭了，正如袁士棠同学当时引用的一句诗说的那样：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当时，时任盱中校长葛天成等领导出席了聚会，还邀请了当年的学校领导王学模、丁识之，以及张基福、邱鹤年、张承三、肖思增、张幼兰、朱荀修老师参加了聚会。会上先后有钱道英、袁士棠、王超、陈守伦、郑子南等同学发言。我在发言中即席朗诵了一首打油诗，以抒发对母校的眷恋之情：塞北岭南长相忆，韶华学子似水情。日出凤岭声琅琅，霞飞长淮波粼粼，览胜偏爱第一山，温书更喜魁星亭。紫燕归来寻旧梦，相期天涯共月明。
时光流转，岁月匆匆，弹指一挥之间，我已经离开母校57年了，值此盱眙中学即将欢庆100周年华诞之际，谨以此文，以期留下雪泥鸿爪，追寻当年青春韶华的岁月。